职业打假将受遏制?22年打两千个官司,王海称假货“越打越多”

 发布时间:19-10-13
   “其实互联网法院成立以来主要的问题大部分都是电商平台的纠纷,职业打假人占了很大的比例”,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办公室规划处处长何帆近日(12月10日)在2017北京大学电子商务法律与发展研究基地年会上透露。     然而,对于“职业打假”行为,法院的态度似乎发生了微妙的变化。网传一份最高人民法院致国家工商总局的函件,在答复全国人大代表“关于引导和规范职业打假人”的建议时称,将适时借助司法解释、指导性案例等形式,逐步遏制职业打假人的牟利性打假行为。随后,有地方法院在审判中驳回了“职业打假人”的赔偿请求。而早在去年底公开征求意见的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》中就有一条规定是“以营利为目的而购买、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行为不适用本条例”。     这是否意味着“牟利性打假行为”将不被官方支持?南都专访了过去的22年间总共起诉了超2000个案件的“中国打假第一人”王海。他认为,利益驱动是职业打假人的一大动力,无可厚非,应看打假的结果而非动机。     对话王海
  花30多万买假酒,线上打假占三成     南都:今天是“双12”,不知道你和团队有没有提前“备战”?     王海:这个倒没有,我们今年重点没有放在“双11”和“双12”上。最近我们在跟一个顺义的假茅台案,还有广州商家出售篡改生产日期、保质期过期的进口饼干的案子。我们平常还是更关注线下打假,线上只占30%。     南都:你一般如何确定“打击目标”?有线人为你们提供消息吗?     王海:如果是线上一般就看销量,差不多前100名。我们也有线人,但线索占比不高,不超过五分之一。大部分还是靠团队自己调研、走访,比如去北京的各大批发市场了解情况、捕捉信息,得到有价值的线索,再回来讨论决定。     南都:有报道称你去年准备了100万用作“双11”打假经费,今年总共为“打假”花了多少钱?目前已经获赔的金额有多少?     王海:今年差不多花了100万不到,目前还没有统计今年的获赔金额,但总体来说超过100万了,也就是超过了我们的“打假资金”。开销比较大的一项的是买假酒,将近花了30万。     南都:去年你们成立了一个“微商打假团队”,将来打假的主战场打算从线下转移到线上吗?     王海:目前我们还是主要关注线下打假,我们今年的重点打击目标还是食品和药品,食药的售假行为一直很严重,我也不必多说。线上会是我们未来的一个重点,会把重心慢慢往线上倾斜。“微商”目前主要还在调查取证阶段。电商这块取证比较难,要截图、录屏,信息量相对较大。     

    2017年6月21日,王海卧底调查“五粮液”传销项目。(受访者供图)     担心互联网法院有“地方保护主义”     南都:在你打假的过程中,电商平台有没有主动提供过帮助? 在你看来,平台在打假上应该承担什么责任?     王海:没有,电商平台还是在袒护入驻商家,也没有主动积极地配合我们提供信息。我认为淘宝、天猫、京东、亚马逊等这些平台的本质就是无店铺销售的商超,盈利就是靠入驻费、扣点、广告等。但相比传统商超,电商平台更节省成本,销售渠道也更多。对于平台而言,你做得那么大那么好,肯定得承担相应的责任,应该和传统商超一样扮演商城经营者的角色,受到管理和约束。对于传统商超来说,通常情况下都得向消费者先行赔付,再去向商家扣除罚金,我认为应该让电商平台承担连带责任才公平。     对于消费者来说还会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,你人在北京,电商商铺在广州,平台在杭州。跨区域会给整个起诉带来较大的困难。     南都:你了解杭州互联网法院吗?有观点认为互联网法院可以更好地解决跨区案件,你怎么看?     王海:首先,我对互联网法院的公信力有疑问,会不会存在“地方保护主义”的问题?其次是法官对“消费者”的认定问题,认为“知假买假”的打假人不能归到消费者的范畴内,觉得你的动机有问题就否定你的行为,但这样就会忽略了你的行为带来的结果。所以我担心互联网法院很大程度上会倾向于保护平台和商户。     南都:你有没有切身感受到法院对职业打假行为逐渐收紧?     王海:收紧是有的,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上面提到的法官认知问题。但是买几次、买多少这些都是消费者的权利。若行使权利尤其是多次行使权利都不算消费者,老老实实被骗才算的话,要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何用?打假人在利益的驱动之下去维护自己的权益这是无可厚非的,每个人本来就有保护个人利益的想法。     南都:这个行为可以被理解成以“牟利”为目的吗?     王海:还是我提到的“动机论”的问题,不应该只看动机,动机也不是判断是非的标准,我们应该关注结果。如果想要遏制假货,改善中国市场上假货盛行的情况,就得支持“惩罚性赔偿”,惩罚性赔偿对不法行为人起到了惩戒作用,可以有效遏制不法行为。     比如说下雨了你会打伞,如果你知道下雨也不会被淋湿的话你也就不打伞了,这些信号对于消费者和商家双方都会产生影响。惩恶扬善、帮人们建立确定性的预期,这才是法官的基本职责。如果单方欺诈都可以判惩罚性赔偿,那么欺诈成本一定会大大提高,从而遏制这一行为。就像酒驾入刑一样,罚得重了才有效果。    

    王海微博截图。     遇上特别大的案子还会冲上一线     南都:据你了解,目前的职业打假人有哪些身份的人?     王海:职业打假人的本职工作是多种多样的,我了解的就有做客服的,做技术的,还有工商局的人,他白天上班、晚上打假,也有做鉴定检测工作的人。     南都:打假22年来,你一共起诉了多少打假案件?     王海:总共加起来的话得有2000件以上了,平均每年都有百八十件。耗时最长的案子花了3年多时间,最短的就是当日解决,通常这种可以快速解决的都是和解的,和解获得的赔付也高。在我们所有的案子里,通过和解方式解决的占了七成。     南都:目前你的团队有多少人?你现在还会冲在打假的第一线吗?遇到最危险的情况是什么样的?     王海:目前我的团队有20多人,主要都集中在北京。我现在基本都是幕后指导吧,如果遇上特别大的案子,我也会亲自跟进调查。这些年也没遇到过什么危险情况,要算的话应该就是被打击对象威胁吧。     南都: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》公开征求意见时,有一条规定是“以营利为目的购买、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的行为不适用本条例”,这是否意味着今后,职业打假人的“牟利性打假”行为将受限?     王海:对我们而言应该影响不大,因为如果这个征求意见稿通过的话,那也就相当于对造假者的约束更小了,在这样的情况下,造假行为肯定会呈井喷式出现。这对于我们来说是好事,打击对象更多了。但是这样的规定会对“单枪匹马”去打假的人有影响,因为他们消耗不起,打官司是要有资金、有时间的。     南都:你和政府、警方有哪些具体的合作?和企业有合作吗?     王海:我们和政府、警方一直都有合作,我们发现了线索会及时向他们通报,有没有例子?和企业的合作主要是针对知识产权保护这块,比如帮他们打击盗版等。     南都:这些年来,你觉得我国的假货情况有所好转吗?     王海:越打越多,因为假货很难“打死”。